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新形势及对策

　　(四)中国制度的日益完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已经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有机结合，是综合集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主要内容包括三层制度体系：第一层是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二层是基本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三层是具体制度，包括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制度优势”是根本的优势。“中国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与当今世界其他制度体系相比较，具有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协调国家机关高效运转、保持党和国家活力的政治优势；具有凝聚全国各族人民意志和力量，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思想优势；具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济优势；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的体制优势。西方学者苏珊·奥格登认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解决某些关键性的发展问题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种成就不因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失去其光辉。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确做得很出色。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约因素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时代的口号。当今中国，正处在由大变强“关键一跃”的历史节点上。由大变强，不仅是量的积累，更是质的飞跃。我国越是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越是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越大。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异常艰巨繁重。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既有老问题，又有新问题，还有新老问题的交织和叠加，甚至还有老问题的新形式、新表现。

　　(一)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与经济发展速度下滑

　　从经济总量来看，我国2010年就超过德国跻身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从2011年开始我国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世界GDP的总量排名我国依然稳居第二。但除以13亿多人口，2014年我国人均GDP仅为7575美元，在世界210个国家和地区中仍处于80位以后，离12600美元左右的高收入标准还有很大距离，追赶发达国家人均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68年，日本GDP超过1000亿美元，超越西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人均GDP排在世界第20位。相比之下，2010年我国赶超日本，人均GDP却只有日本十分之一，中日两国经济差距大致在40年左右。当年我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GDP的40.2%。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三个没有变”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水平、主要矛盾和国际地位等多重维度对我国当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作了总体性、根本性判断。要让13亿多人全部步入小康社会，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从2011年到201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9.3%、7.8%、7.6%、7.4%，估计2015年为7%左右，呈现下行的新态势。只有GDP，可能不一定幸福。没有GDP，就一定不会幸福。尽管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而且也符合“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但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必然导致失业人数增加、企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因此，稳增长的任务依然繁重。

　　(二)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推动更多的人创造更多财富，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大幅度提高，也使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据统计，201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名义增长10.1%，扣除物价实际增长8%，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2%，达到1048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8%，达到28844元。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2%。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从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看，2003-2008年分别为0.479、0.473、0.485、0.487、0.4840.491。2009-2014年逐年回落，分别为0.490、0.481、0.477、0.474、0.473、0.469。尽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但2014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超过国际警戒线0.069个百分点。按照中国社科院研究的小康目标的基尼系数0.35到0.4相比，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按照农村扶贫标准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计算，2014年末我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7017万人，刚脱贫的人口还处于不稳定状况。此外，城市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年，里面显示中国家庭财产的不平等速度还是在不断提高。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成以上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为1.2%。

　　(三)经济结构不合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并向优化和升级的方向发展。但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还远未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报告(2013-2014)》表明：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从1991年的0.6159下降到2000年的0.4747，然后提高到2011年的0.6304，总体处于次级不均衡状态。2012年中国的经济结构指数已下降至0.4889，从次级不均衡走向了次级均衡状态。2013-2014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效并不稳固，还存在一定的变数。具体分析，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需求结构不合理。我们知道，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这三者并非三分天下，而是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就我国需求结构而言，出口依存度过高，2014年这一比率在20%以上，比日本高6个百分点左右，比美国高13个百分点左右。另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消费。据统计，2007年至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了0.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这说明，投资和消费的矛盾有不断加剧的趋势。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据统计，2012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0.1%、45.3%、44.6%，2013年为10.0%、43.9%、46.1%，2014年为9.2%、42.6%、48.2%。应当说，这一比例关系近年来的变化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与我国目前发展所处的阶段比较吻合。问题在于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只有48.2%，刚刚超过发展中国家45%左右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65%以上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第二产业内部来看，高耗能、高污染等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难以适应国际国内的需求变化；产品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和产品。从第三产业内部来看，整体竞争力不强，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支撑力不足，从而导致我国成为服务贸易逆差国。三是市场竞争结构不合理。市场结构的性质，直接决定着产业中企业的市场行为，并进而决定着产业的市场绩效。目前，我国企业的市场行为不规范、市场效果差，起因于我国不合理的市场结构。这种不合理表现为低集中度与竞争不足同时并存，导致了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双重失效。从国内市场看，我国大多数行业占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中小企业发展质量还不高，我国的市场还存在低水平竞争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机制的扭曲，阻碍了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在国际市场上，与全球资源调动能力、技术和人才储备、企业管理水平具有明显优势的国际巨头企业相比，我国企业集中度不足、竞争实力弱，还缺乏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二)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推动更多的人创造更多财富，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大幅度提高，也使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据统计，201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名义增长10.1%，扣除物价实际增长8%，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2%，达到1048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8%，达到28844元。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2%。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从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看，2003-2008年分别为0.479、0.473、0.485、0.487、0.4840.491。2009-2014年逐年回落，分别为0.490、0.481、0.477、0.474、0.473、0.469。尽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但2014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超过国际警戒线0.069个百分点。按照中国社科院研究的小康目标的基尼系数0.35到0.4相比，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按照农村扶贫标准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计算，2014年末我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7017万人，刚脱贫的人口还处于不稳定状况。此外，城市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年，里面显示中国家庭财产的不平等速度还是在不断提高。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成以上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为1.2%。

　　(三)经济结构不合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并向优化和升级的方向发展。但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还远未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报告(2013-2014)》表明：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从1991年的0.6159下降到2000年的0.4747，然后提高到2011年的0.6304，总体处于次级不均衡状态。2012年中国的经济结构指数已下降至0.4889，从次级不均衡走向了次级均衡状态。2013-2014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效并不稳固，还存在一定的变数。具体分析，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需求结构不合理。我们知道，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这三者并非三分天下，而是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就我国需求结构而言，出口依存度过高，2014年这一比率在20%以上，比日本高6个百分点左右，比美国高13个百分点左右。另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消费。据统计，2007年至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了0.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这说明，投资和消费的矛盾有不断加剧的趋势。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据统计，2012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0.1%、45.3%、44.6%，2013年为10.0%、43.9%、46.1%，2014年为9.2%、42.6%、48.2%。应当说，这一比例关系近年来的变化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与我国目前发展所处的阶段比较吻合。问题在于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只有48.2%，刚刚超过发展中国家45%左右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65%以上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第二产业内部来看，高耗能、高污染等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难以适应国际国内的需求变化；产品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和产品。从第三产业内部来看，整体竞争力不强，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支撑力不足，从而导致我国成为服务贸易逆差国。三是市场竞争结构不合理。市场结构的性质，直接决定着产业中企业的市场行为，并进而决定着产业的市场绩效。目前，我国企业的市场行为不规范、市场效果差，起因于我国不合理的市场结构。这种不合理表现为低集中度与竞争不足同时并存，导致了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双重失效。从国内市场看，我国大多数行业占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中小企业发展质量还不高，我国的市场还存在低水平竞争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机制的扭曲，阻碍了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在国际市场上，与全球资源调动能力、技术和人才储备、企业管理水平具有明显优势的国际巨头企业相比，我国企业集中度不足、竞争实力弱，还缺乏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四)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先进的科技不仅会改善资本装备的质量，也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使生产要素的产出能力发生质的飞跃。世界经济发展史显示，在每一轮经济长波的起始阶段，由于新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世界经济都会进入一段黄金时期。我国工业体系内部严重存在着技术二元结构，即工业体系内部技术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梯度的现代大工业与落后的小工业同时并存的现象。近年来，小型企业不断涌现，对缓解就业压力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小型企业以低技术水平为特征，它的大规模介入无疑使得我国工业技术结构中低技术的采用呈扩张趋势，工业体系内部的技术梯度进一步扩大，使技术二元结构呈强化之势。由二元工业技术结构向一元工业技术结构的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同时，我们仍然面临着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占优势的巨大压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最新发布的报告，中国的创新指数目前在全球排名第29位。科技部《技术预测与国家关键技术选择》研究组以及各高校、研发机构、企业和产业部门共600多位专家对我国信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和新材料领域218个项目的研发水平进行评价，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在这218个项目中，我国在纳米研究基因技术方面处于国际前沿，通信领域基础好研发能力强，工农业生物技术整体水平高，但计算机信息安全等技术落后、集成电路研发能力较低、音视频产品的关键器件仍依靠进口。这就需要我们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实现科技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的科技进步依然落后于实际需要，主要表现在：(1)我国不少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手机、计算机、彩电的高端芯片80%依靠进口，高铁的轴承、轮毂、轴也要进口，34%的企业产品无品牌，20%的企业主营收入中自主品牌的收入所占比重不足50%。(2)科技推广、应用落后于研究，许多科技成果还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3)科技的研发费用不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9年的1.7%提升到了2014年的2.1%，距日本3.4%、美国2.7%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技术水平的落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大瓶颈。

　　(五)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也付出了很高的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从总体上讲，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均资源相对不足，资源约束趋紧。我国人口众多，整体上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铝土矿、铜、耕地、淡水等战略性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17%、11%、17%、43%、28%，即使是我国最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7%。原油、铁矿石等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逼近60%。2013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2.3%，但能源消费总量占20%，粗钢占44%，水泥占57%。我国耕地接近18亿亩红线，全国2/3城市缺水。二是环境污染严重。从大气来说，2013年全国74个城市中有71个城市存在不同程度超标现象，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60.5%，京津冀区域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达标天数比例仅为37.5%，雾霾天气呈现频发性、全国性态势，越来越严重。从水来看，2013年10大流域中劣五类水质比例占9.0%，地下水超采严重，饮用水安全堪忧。从土地来看，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主要污染物是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三是生态系统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全国森林覆盖率为20.36%。全国近80%以上的草原出现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7%，生物多样性锐减，濒危动物达250多种，濒危植物达350多种，生态系统缓解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已难以承载传统的发展方式，只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道路，才能从根本上缓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

　　(四)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先进的科技不仅会改善资本装备的质量，也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使生产要素的产出能力发生质的飞跃。世界经济发展史显示，在每一轮经济长波的起始阶段，由于新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世界经济都会进入一段黄金时期。我国工业体系内部严重存在着技术二元结构，即工业体系内部技术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梯度的现代大工业与落后的小工业同时并存的现象。近年来，小型企业不断涌现，对缓解就业压力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小型企业以低技术水平为特征，它的大规模介入无疑使得我国工业技术结构中低技术的采用呈扩张趋势，工业体系内部的技术梯度进一步扩大，使技术二元结构呈强化之势。由二元工业技术结构向一元工业技术结构的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同时，我们仍然面临着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占优势的巨大压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最新发布的报告，中国的创新指数目前在全球排名第29位。科技部《技术预测与国家关键技术选择》研究组以及各高校、研发机构、企业和产业部门共600多位专家对我国信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和新材料领域218个项目的研发水平进行评价，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在这218个项目中，我国在纳米研究基因技术方面处于国际前沿，通信领域基础好研发能力强，工农业生物技术整体水平高，但计算机信息安全等技术落后、集成电路研发能力较低、音视频产品的关键器件仍依靠进口。这就需要我们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实现科技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的科技进步依然落后于实际需要，主要表现在：(1)我国不少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手机、计算机、彩电的高端芯片80%依靠进口，高铁的轴承、轮毂、轴也要进口，34%的企业产品无品牌，20%的企业主营收入中自主品牌的收入所占比重不足50%。(2)科技推广、应用落后于研究，许多科技成果还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3)科技的研发费用不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9年的1.7%提升到了2014年的2.1%，距日本3.4%、美国2.7%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技术水平的落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大瓶颈。

　　(五)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也付出了很高的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从总体上讲，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均资源相对不足，资源约束趋紧。我国人口众多，整体上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铝土矿、铜、耕地、淡水等战略性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17%、11%、17%、43%、28%，即使是我国最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7%。原油、铁矿石等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逼近60%。2013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2.3%，但能源消费总量占20%，粗钢占44%，水泥占57%。我国耕地接近18亿亩红线，全国2/3城市缺水。二是环境污染严重。从大气来说，2013年全国74个城市中有71个城市存在不同程度超标现象，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60.5%，京津冀区域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达标天数比例仅为37.5%，雾霾天气呈现频发性、全国性态势，越来越严重。从水来看，2013年10大流域中劣五类水质比例占9.0%，地下水超采严重，饮用水安全堪忧。从土地来看，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主要污染物是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三是生态系统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全国森林覆盖率为20.36%。全国近80%以上的草原出现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7%，生物多样性锐减，濒危动物达250多种，濒危植物达350多种，生态系统缓解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已难以承载传统的发展方式，只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道路，才能从根本上缓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径抉择

　　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大报告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方面，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落实这些政策，需要五管齐下。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历史主体。具体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小康社会的建设主体、动力主体、价值主体。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实质，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党才能始终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和爱戴，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因此，要充分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地位，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这一庄重承诺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集中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治国理政、造福于民的总体要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关键在落实，要“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要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同志也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所以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2]没有发展，就没有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同样，没有高质量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各类社会矛盾多。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防止“拉美现象”在我国重演，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所有这些都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紧紧抓住和奋力推动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努力实现更有质量、更加均衡、更加全面、更加绿色、更可持续的发展。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需要实现三大转变：一是实现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的转变，其基本途径是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快培育消费增长点。既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解决有钱可花的问题，也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解决有钱敢花的问题；二是实现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主要依靠第三产业带动的转变，其基本途径是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落实财税、土地、价格等支持政策以及带薪休假等制度，大力发展物流、旅游、健康、养老、创意设计等服务业；三是实现经济增长驱动力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其基本路径是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造传统引擎，打造新引擎。坚持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实施高端装备、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重大项目，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